“现在是有订单来不及做。我们9月底接到的订单就已经排到了明年4月底。”
在经历了疫情冲击下的断崖式暴跌后，浙江银座箱包有限公司（下称“银座箱包”）副总经理金崇耿告诉第一财经，今年公司的外贸订单迎来强势反弹，现在每天发出的集装箱在5~8个左右，而2020年时每天只有1个，全年订单总量预计同比增长在40%左右。
40%是这家位于浙江平湖的龙头企业偏保守的估计。
作为全国三大箱包生产基地之一，浙江平湖主要出口旅行拉杆箱，箱包出口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浙江平湖市箱包协会秘书长顾月勤对第一财经表示，今年以来，当地400多家箱包制造企业普遍处于忙碌的加班赶工状态，外贸订单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增长，今年前8个月箱包出口额更是同比增长60.3%，达20.7亿元，累计出口箱包2.5亿只。
除了浙江，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李文锋提出，广东、福建和湖南等国内箱包各主产区的订单今年以来均出现了较快的增长。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箱包及类似容器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3.97%。前8个月，我国箱包及类似容器累计出口数量为197.2万吨，同比增长30.6%；累计出口金额为2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4.1%。这也让相对传统的箱包产业成为外贸“爆单”的又一案例。
出口有望恢复疫情前
和一般的箱包比起来，旅行拉杆箱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一些，也让随着海外旅行市场复苏而来的反弹更加显著。
“在疫情最谷底时，当地旅行拉杆箱的出货量就剩四分之一了。”顾月勤表示，难捱的时期，更多企业是通过降低产能以及外贸转内销等方式维持基本运营。今年外贸订单的强势增长让他们重新获得了生机，全年有望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
不同于服装，旅行箱企业的订单并没有明显的淡旺季之分。不过年底往往是各类制造工厂忙碌期。
“最近很忙，忙着赶货。”浙江卡马乔箱包董事长张忠良告诉第一财经，今年公司的订单增长了40%多，到了年底他们需要抓紧生产客户在8月和9月下的订单。其中，针对他们最大的客户，今年前9个月已经发出了136个集装箱，比去年增加了50%左右。
尽管外贸订单已经排到7个月后，但金崇耿表示，由于疫情期间整个产业链的供应和自家工厂产线上的工人都有所萎缩，因此在箱包外贸市场强势回暖之际，目前处于“产能和供应链都还匹配不上”的阶段，再加上国内市场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因此企业当下的整体产能仅恢复到疫情前的80%左右。
一方面是人工需求大增下的“招工难”，一方面是零部件供应链端的供不应求，这让“有订单没人做”的现象突出。
事实上，金崇耿的公司去年底就预料到接下来的市场反弹，从产线和销售布局都提前准备了，还和供应链沟通过，要上游加大一些产能，并且增加了零配件的库存。但整体的复苏，显然还需要时间。
面对市场的反弹，供应链也在加速恢复产能。平湖市一家生产拉杆等配件的新材料科技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单同比增长60%~70%。去年只有30多名工人的工厂，今年增加到了300多人。
顾月勤预计，今年全年平湖市整体的箱包出口订单有望恢复到疫情前。
“双循环”下的转型应对
作为全球箱包第一制造大国，中国的箱包产品出口的前两大市场是欧盟和美国。疫情后的反弹下，外贸市场的需求正在向高端和低端两极分化，而中国企业在两端均有所发力。
顾月勤表示，平湖生产的箱包主要出口三大市场：欧盟、美国和印度，以中高端为主，款式多为企业自主研发的。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政策红利下，相关地区的订单也在明显增加。其中，平湖箱包对RCEP国家的出口额在2.9亿元，同比增长77.65%，超过整体增速。此外，今年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日本的订单增长尤为显著。
根据财报，新秀丽（01910.HK）截至今年6月30日的销售净额为12.7亿美元，同比增长58.9%。
为新秀丽等品牌提供代工的银座箱包，也拥有自己的品牌。金崇耿说，公司整体定位中高端，以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为主。今年澳大利亚和德国的订单涨幅最为明显。
由于低端的市场需求有所增加，浙江一家箱包企业则在今年3月增设了一家工厂，以满足更多地区的中低端需求。
为了在不确定性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和利润，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通过创新设计和打造自主品牌等方式向高端转型，并主动拥抱电商，积极谋划“走出去”。
“我们自主品牌的销量占比约为30%，盈利率会比代工的订单好。”金崇耿说。
旅游行李箱企业新秀集团早在几年前就在平湖成立了省级重点企业设计院。该设计院负责人赵学群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出口销售已占出口总量的70%左右，自主产品的利润率会比一般的产品高出10个百分点。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推出的称重行李箱已卖出了几百万只，这类新产品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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